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的崛起，引起世界汉学界的极大关注，使他们从研究传统中国文化及关注国民党思想政治活动，转向探讨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和成长的历史及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就是中共领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及苏联的关系。这里主要评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涉较大的一些理论观点。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苏联模式的关系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强调这种独创性，提出中国革命不是“俄国革命的翻版”或“莫斯科的工具”。斯坦说，“共同的政治哲学足以为中苏两国共产党对一般国际事件做出类似的反应提供充分的解释”[1](P137)，然而中共“所抱的观点是由中国的民族需要而决定的”[1](P137)，“他们更少地用共产党的‘阶级’观点来思考，而更多地用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来思考”[1](P137)。斯坦认为，虽然在某些细节上，苏联的制度和习惯被抄袭过来，劳动英雄运动、合作社伟大作用的口号也广泛使用[1](P138)，但是实质上“延安意识的一种典型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1](P424)。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斯诺等实地勘察过中共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就认为，中国革命是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许多年后才会实行的。他说，目前西北地区的苏维埃社会没有任何机器工业，并非是共产主义的，而是一种“农村平均主义”，这种温和的农村改革政纲是为最后夺取政权服务的一种策略。不过，苏区社会“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导”[2](P200)，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和许多观点理论都是模仿俄国人的，但是“他们借用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和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十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2](P353)。斯诺观察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并非如外界所说的是斯大林的傀儡，不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2](P106)。
白修德认为，共产党敢于武装人民，说明“中共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历次伟大的农民革命的一个延续，在中国历史上，武装人民向来都是推翻旧朝代的一个先决条件”[3](P257)。中国共产党以农民为他们的基本的力量，“不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是如何的散漫或理想化，他们总是能够在最后得出某些基本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成了主意以后，最无知的农民都能懂得而且都会引为他们自己的主意”[3](P257)。而中共领袖又是懂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能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精确地谈西欧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封建制度，以及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将土地分给农民的进步意义。“他的领导是理论化的，但是理论一经他的解释和运用就成了有用的东西”[3](P173)。
斯特朗认为，毛泽东具有“对农民运动的迅速反应，坚强的信念，以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缺少的那种生动的想像力”[4](P46)，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不是抄袭他人的，而是独创的。独创性特别表现在毛泽东身上[4](P51)。
费正清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民族共产主义”，即按中国文化价值、历史传统和民族利益来解释的社会主义。这与苏共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及其中共的农村战略长期持疑虑和否定态度，至今俄学者仍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民族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因素[5]。
与费正清派不同，右翼学者与左翼学者在看待中苏革命关系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苏联理论照搬来中国，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查德•沃克的《共产党政权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沃尔特•罗斯托的《共产党中国的未来》，都用极权主义分析模式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认为它不过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翻版。在由伦敦大学1960年创办、哈佛毕业生麦克法夸尔主编的《中国季刊》创刊号上，魏特夫发表了《“毛主义”的传说》，激烈地反驳史华慈的观点。他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存在，认为这是费正清等人在西方世界制造的一个“传说”，“毛主义”是列宁主义、斯大林战略和共产国际政策的翻版，坚持在过去的“共产国际阴谋”论和“莫斯科中心”论的框架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此后不久爆发的中苏论战，将双方现实的和历史的大量分歧公之于世，这证明费正清的中国观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魏特夫的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肯定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的独立性、自主性时，不少自由派学者没弄懂中共民主革命纲领与社会主义纲领的关系，因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有性。福尔曼认为，中共由于与私有观念极强的农民合作，被迫放弃了从前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现在边区并没有集体主义，一种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只除了变工队和合作社这种修正过的民主的体制”，而这种“合作事业以私人财产为基础，自愿同意为原则”[6](P63)，是用这种合作社来“组织散漫的、个别的、落后的农村经济”[6](P63)。因此，他断言，中共“既不主张也不实行共产主义”，根据俄国的定义中共不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并不比我们美国人更具有共产党的性质”[6](P197)。
费正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殊的，中国共产党“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7](P260)，“把他们的运动建立在农民的基础之上，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是一个农民的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在这方面，它遵循的是中国的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7](P260)。
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秉其师说，于1951年出版西方“毛研”的开山之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Maoism）概念。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和中国化，但却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其根据是毛把农民看作革命的主力，只是按列宁主义原则组织农民群众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他认为，毛的“非正统”思想开始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是强调农民的作用，二是强调人的自觉性的作用，即主观意志的作用[8]。其后辈施拉姆1963年出版《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6年出版《毛泽东》，迈斯纳1967年出版《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82年出版《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1986年出版《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也是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即“异端”性，表现在行动上的唯意志倾向和民粹倾向，但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强调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和政治运动的决定作用，在这方面“毛泽东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有关思想，而要依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来完成预期的革命，当时的中国甚至还不具备1917年俄国革命时的条件”[9]。
中苏论战、美国内抗议越战、法国五月风暴等事件发生，西方自由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新左派”，他们反驳自由派的“异端”说。佩弗在1976年《现代中国》第2卷第4期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与马克思——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批判以及对这个问题的初步重新评价》，沃尔特在1977年《近代中国》第3卷发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社会变化：重新研究毛的战略及其思想中的“唯意志”》。他们认为，迈斯纳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学者夸大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因素，又夸大了毛泽东的“人的因素”，因而勾画出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漫画，马克思被描绘成一个“经济决定论者”，毛泽东则被描绘为一个受黑格尔和儒家学说影响的“唯意志论者”，这是制造了二者的对立。新左派与自由派一致的地方是都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不一致处是新左派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异端”。但是新左派将“文革”中的平均主义、反官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在中国结束“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外右翼和左翼学者都分辨不清毛泽东思想与其晚年错误，认为中国在进行“非毛化”运动。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贝特兰在1977年《辞职书》中说：“现在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批邓已被放弃，要求将生产置于革命之上的呼声甚嚣尘上。纪律和秩序得到赞扬，人民保留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已不复存在，当然更谈不上对资产阶级政策造反的权利和义务了”[10]。左翼学者错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
而严肃的自由派学者一般都较早发现毛泽东中、晚年思想的不同，如费正清、施瓦茨等。日本学者中西功早在1969年成书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中就已经将毛泽东的思想分为两部分，一是七大所确定的毛泽东思想，二是1957年以后发展起来的错误思想，认为二者在政治理论上、在对世界事务的分析上都有很大不同。施拉姆写于1966年的《毛泽东》也持此论。但是他们中有些人由此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体系，而定论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
美国学者邹谠在1984年6月发表于《中国季刊》上的《历史性转变和过去的连续性》一文说，邓小平在实现历史性转变时，不是与历史决裂而是尊重历史连续性，表现在他是用经过重新解释的毛泽东思想充当了重新评价毛的基础，也就是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合法地”批判“凡是”主义所引用的个别论断和只言片语。他继承而不是放弃毛的遗产，使理论发挥新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对理论的放弃。一个历史转折也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割断。一个新时代是可能包含过去时代的连续性的。在现存的政治制度之内也可能发生彻底的改革。过去的连续性很快就极为清晰地体现于邓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中。
俄学者也认为，邓小平“对待毛泽东理论遗产的这种态度，为邓小平及其拥护者根据上述方法论、从中国真实情况出发创立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开辟了道路，为提出自己的、与毛泽东有很大不同的中国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构想提供了可能性”[11]。
施拉姆说，毛泽东认为政治革命之后还要进行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与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致的，不同在于毛泽东是用政治革命的错误方式进行，而邓小平是用改革的正确方式进行[12]。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有三种含意：一是毛泽东一生所有原始资料所展示的思想；二是毛泽东公开实施过的思想，西方研究者注意的即是毛想了什么、做了什么；三是由中共界定为正确部分的思想，是按“符合马克思主义和适应中国需要的双重意义上，确定毛的遗产中正确的部分”[13](P24)。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这两个出发点是毛、邓共同的。他认为这不是“非毛化”，他同意1979年3月《人民日报》的文章所说：“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13](P260)。
谢伟思也认为，毛、邓的一致在于都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看成是行动的指南。1984年12月的《纽约时报》说中国抛弃马克思主义了，根据是不久前《人民日报》的一段话：马克思的著作是一百多年前写的，有的是当时的设想，后来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有的设想不一定妥当，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的所有问题。谢伟思认为，《纽约时报》文章是肤浅幼稚的，今天的经济政策、对外开放政策与延安时代的减租减息、扶植资本、对美友好有连续性，今天的思想“不过是在延安时期就孕育了的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致的发展”[14]。如果中共党内完全没有这种开放和开明的思想传统，新时期就无法打开。
还有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比苏联成功是因为采取了经济先行的渐进性改革战略，但为什么苏联难以实施这种战略？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战略选择的主观问题，而是客观初始条件所决定的路径依赖，这使中国增量式改革所付成本较低。这一观点国内学者极少注意到。
戈尔德斯坦认为，毛泽东对苏联集权计划体制进行过分权改革，使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分散的特征，到“文革”时经济权下放到顶点，这对日后的改革具有极大价值。如1972年以后建立的小型国营企业，60％的利润留在县，“块块”经济得到最大的加强。为备战需要、增强地方的自给能力，还大力发展县域工业和非计划的集体企业，它们在计划外取得物质分配，“文革”期间这种经济以14％～17％的速度增长，几乎是国营经济的两倍，其利润都留在地方。从1966年～1977年，中国各县手里的预算外资金从占国家预算的14.5％增长到35.6％。这样，中国的地方政府就拥有苏联所缺乏的经验、资源、技术和组织，这是潜藏在中央计划里的市场因素[15]。
再如，沃尔德在《中国季刊》1995年12月号发表文章说：“毛主义的遗产也越来越被人视为毛以后取得成功的基础。毛主义比以前苏联或任何东欧小国在计划、投资和物质分配方面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权。这一分权趋势在60与70年代也推广到农村工业化计划方面。中国开始实行改革时工业基地在地理上比较分散，所有权和控制权比较平均地分散在各级政府中，这使得地方官员有经验、也有能力对以后具有企业精神的改革政策作出反应”[16]。
迈斯纳以生产力来讨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异同，认为前者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原典：“毛泽东认为，要取得一种社会主义的历史成果，社会关系和人民觉悟改造的‘持久’过程应和现代经济发展同时进行（实际上却是先于经济发展）。而他的政治和思想接班人却强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实现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前提应是优先使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他们强调马克思的教导：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17](P226)。“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奇特之处在于，它特别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17](P224)，“已消除了所有空想和偏见的成分”[17](P225)，“成了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17](P225)，迈斯纳称之为“新版的马克思主义”[17](P233)。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人类有共同的哲学问题意识。施拉姆认为，中国的“实事求是”和古代的“阴阳”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相通[13](P14-15)。美国学者窦宗仪著《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致力于阐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和进化的世界观，他们都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8]。魏斐德分析，王夫之的思想有“独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不相信纯粹的理，而关心固有的社会关系”[19]。
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古希腊关于事物内部矛盾冲突的辩证思想在后来的欧洲文化中影响较小，而亚里士多德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起决定作用，“要么是X，要么是非X，这才是合乎逻辑的”。形式逻辑在发展近代科学上起了巨大作用，然而信奉形式逻辑的科学在解释整体宇宙和终极存在问题上陷入绝境。对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认识，只是到了近现代的欧洲，在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那里才获得了“改造”和“重生”。然而，这种与“亚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义”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很早就根植于中国儒、道两家的辩证法传统中了。跟形式逻辑相对立的辩证逻辑，在印度和中国佛教哲学中也极为丰富和完整。斯塔尔说，1972年郭沫若与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尔菲特讲道，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是从中国借用的[20]。
李约瑟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21](P61)“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21](P67)德国皮特•奥皮茨1969年出版了《从儒学到共产主义》一书，1974年又出版了《中国的巨变——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运动》、《龙的子孙——从孔子到共产主义的中国之路》，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孔子的儒学出发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进程。这一点也为中国学者所认同，郭沫若、孙叔平、张岱年、匡亚明都曾说过，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读过儒书的人，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22]。
韦克曼认为，毛泽东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继承了儒家强调通过改进人的道德而达到社会和谐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近代康有为、谭嗣同都信奉“仁的规范价值的力量”，而毛泽东又“在根本上更人本主义些，他断然地把人置于万物中心，通过完成自然过程而完成自己的一生”[23]。布赖恩认为，“老三篇”通过道德榜样来进行道德教育，是中国人的传统教育方式[24]。费正清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式，是一种适合中国人传统的民主方式，是传统政治价值所强调的官员顺民心、民意、民利而施政的最好的统治方式[25]。“共同富裕”与管子的“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是有连续性的，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内涵，是符合中国传统价值的。
也有对“相通论”怀疑甚至完全否定的意见。施拉姆说，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要素与西方要素二者并未被整合为一个新的综合物。他认为，在这个由根本不同的要素构成的庞大系统中根本就没有明确的体系和结构，而只有相互支撑的两个骨架，始终不是一个统一的综合物，而是各自发生作用；建国初期编织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用，而把中国文化视为体，二者结合较好，而到60年代中期，两种对立的见识发生了分离，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传统色彩突出表现出来[13](P268)。弗朗茨•舒尔曼在《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和组织》中说，中国的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毫无关系。迈纳斯则进一步强调，毛泽东思想具有“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强烈的反传统姿态”与“乌托邦思想特质”[17](P213)。
还有折衷的意见。顾立雅的《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列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和后来的专著《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革命和世界主义：西方舞台和中国舞台》认为，从曾国藩、梁启超到毛泽东等几代中国变革者，在西方入侵所导致的“历史与价值的冲突”（指中国的历史传统与西方人文价值、工具理性的冲突）之际，总是在思想层面淡薄了儒家信仰，而情感层面是留恋并力图拯救儒家学说。这些研究者禀持韦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包括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现代性的因素，依其自身连续性的发展是不可能进入现代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思想的主题，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外来的动力颠覆传统秩序而塑造全新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传统不是普世文明价值，终将在普遍价值的西方文明侵蚀下瓦解，而以“博物馆”和“化石”的意义存在，中国人会摒弃其现实意义而只欣赏其“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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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5期